12月16日，在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之际，由广州图书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与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主办，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协办的“全球地图中的广州”展览在广州图书馆正式开展，展期将持续至12月30日。澳科大社文所林广志所长、赵殿红助理所长出席展览开幕式。
此次展览共展出80余件珍贵古地图，其中有60多件来自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全球地图中的澳门”古地图收藏。展览通过丰富的古地图，以全新的视角来诠释广州的历史，突显广州在中西交通、贸易、文化交流以及早期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广州与澳门之间“相生相伴”的密切联系。
开幕式上，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与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签署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合作开展穗澳乃至大湾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相关领域的文献整理与课题研究，促进双方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学术访问，建立双方机构、研究人员互访互聘机制，并将在大湾区人文建设的总体框架下合作推动建立博士后工作站。
嘉宾合影
澳科大社文所林广志所长（右）与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刘平清常务副主任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本次展览从六个主题分别展现古地图中不同层面的广州，包括：明清时期的广州、西方地图中的广州、广州之内外交通、广东省城风貌、广州城市规划、珠江航道图。
17世纪的中国古地图即有“羊城”
展览从明清时期的广州开始，简要回顾了明清时期中文地图对广州的记录，主要表现了广州府治下的州县地理山川形势、道里路程，以及广州府城内部的城市形态。
《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是康熙二年（1663年）苏州王君甫根据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曹君义《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为底本重新刊印。该图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因为图中不仅记载了明代全国山川地貌、府州县治和各地古今人物的情况，同时还绘制和注记了欧洲、非洲、美洲许多国名，展现出明清之际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例如，地图左上角的“谱厄利亚”（“谱”为“谙”字误记）即为“英格兰”拉丁文形式“Anglia”的汉语对音。广州府被标示在地图下方靠近正中的一个大方框中，上有文字题“古曰羊城”，其下注有“一州十五县”。其右下方一个大岛上用椭圆形标示“香山”县，记有文字“香山属广州府，文天祥过零竹（仃）洋即此”。
《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
西方人于1512年最早绘制了广州城图
根据金国平、索萨等学者的考证，西方人最早绘制的广州城图是1512年罗德里杰斯航海书中的“中国之城”（a çidade da china），这也是葡萄牙人最早绘制的关于中国的地图。
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1529年里贝罗世界地图中，在珠江口位置的东侧标记了“广东（省城）”（cantam，粤语“广东”二字的葡语对音），这是早期葡萄牙地图中对广州的书写形式之一。
本次展览的一张由葡萄牙制图师多拉多1570年绘制的航海图中，广州被标记为“Camtaö”；这张图也是目前已知史上第一次以“macao”这个现代书写形式注记澳门的地图。
早期西方地图中往往把澳门标注在珠江口的东岸，这是因为当时西方人从澳门进入广州是通过澳门西侧的磨刀门河道。该河道因为淤泥沉积逐渐让位给今天澳门东侧的虎门水道。澳门在古地图中珠江口的位置，反映出澳门与广州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这两个城市在中西交往中的地位。
1589年奥特里乌斯《万国图志》地图集里的一幅《太平洋及周边航海图》是最早的太平洋地图，图中标出了麦哲伦海峡，且在右下方画出了1519-1522麦哲伦环球航行中唯一成功返回西班牙的“维多利亚”号帆船。此地图综合了欧洲人关于太平洋的新知识，展示了太平洋西部密集的岛屿。图中对中国着墨不多，仅用示意的方式绘制出中国长城并标记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其中就在珠江口标注了广州（Cantao），还在表现城市的符号上用红色墨水醒目标记出来。反映了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广州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航线和太平洋航线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广州是内接全国各地的重要节点城市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禁止西方人从海路直接进入北京，无论欧洲来访使团还是入华传教士大都只能从澳门和广州出发，沿北江通过水路深入中国腹地，前往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展品中多幅地图表现了这一路线。
1668年荷兰制图师芬彭士所绘《从广州到北京内河航线图》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图。路线以广州（Canton）为内陆的起点，经过三水（Samsoù）沿北江一路而上到达南雄（Namhùm），在那里翻越唯一一段约七十华里的大庾岭山路后进入江西赣江，沿赣江顺流而下经鄱阳湖入长江，经江南（今安徽、江苏两省）从扬州转入京杭大运河北上直抵北京。
《从广州到北京内河航线图》
从明末到鸦片战争以前，大多数西方来华使团和传教士都是以澳门和广州为起点，沿着这条内河航线前往北京或深入中国内地，他们带来的西方知识、技术和贸易品也沿着这条路线向中国腹地扩散。毫不夸张地说，这条路是16至19世纪一条最为重要的中西贸易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之路，而广州不只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视窗，也是内接全国各地的重要节点城市。
尽管广州已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甚至是唯一口岸，但直至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之前，外国人仍然不能进入广州城内，而只能在西南郊的十三行活动。
展品中有两幅根据185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富文牧师绘制手绘地图印制的《广州城及城郊全图》，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广州城内部的主要构成、区域、建筑和街道，重要地名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注记。地图绘制范围北至越秀山镇海楼（俗称五层楼），南至珠江南岸的海幢寺，东至今天东山区的太监寺和东山庙，西至今天荔湾区的仁威庙。由于绘制精良，该图不断被刊印和重制。
1884年冯活泉、陈信民所绘的《粤东省城图》基本就是以富文制作的《广州城及城郊图》为底图修改增补而成。该图珠江上的虚线位于河流过境点，红线是从花地前往五层楼(或称镇海楼)的路线，红点则是基督教教堂。地图下方的图说描述了广州城从周朝至清朝光绪年间的城市发展。至此广州城已经初具现代广州的雏形，并不断向旧城之外扩展。
本次展出以“全球地图中的广州”为主题，在全部80幅地图中，由西方传教士或者绘图师制作的地图占到80%以上（达67幅），反映出广州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名副其实的中心位置。
从这些西方古地图中可以看到，尽管在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即已来到中国，但是相关的地理知识要到16世纪后期才反映到地图上，展出的四幅最早的世界地图（绘制年代分别是1502年、1502年、1519年、1543年）尚未标注出广州与澳门，到了1570年多拉多（Fernão Vaz Dourado）的《东印度地图》中，才明确标出了广州（Camtaö）与澳门（Macao），此后地图中关于广州、澳门的地理要素越来越多，表明了西方人对广州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