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昆所長應邀參加“共享創新”科創灣區研討會

共享創新:打造全球頂級科創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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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適逢香港回歸25周年、《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訂5周年,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3周年,為更好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於2月28日舉行“共用創新”科創灣區研討會。

會上,綜合開發研究院課題組發佈了《共用創新——加速邁向全球頂級科創灣區》主題報告,同時多位元國內知名專家學者圍繞“共用創新”的科創生態,以及科創灣區的未來發展等議題展開研討。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主持會議。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在開幕發言中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和科創平臺。以市場為驅動的創新模式、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活動,是大灣區最鮮明、最突出的優勢。在未來大灣區的發展過程中,應推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共用創新,使得創新的知識成果能夠為灣區內的公司、科研機構或是人才群體所共用利用,進而創造出更大的產值和科學進步。大灣區內部城市定位各異以及優勢互補等特點,則是為實現“共用創新”提供了優良的條件。

因此他建議,粵港澳大灣區應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與數位化轉型兩大戰略機遇,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本底,以共用共建共創為方向,發揮優秀大企業的示範引領作用,搭建協同平臺,從多領域構建“科創共同體”,營造良好的科創生態,更好探索“共用創新”的科技發展新範式和“先強帶後強”的創新發展新路徑,以推動大灣區實現技術發展的飛躍,加快粵港澳大灣區成長為全球頂級科創灣區。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數字戰略與經濟研究所所長曹鐘雄在發佈報告時表示,在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科技自立自強顯得尤為重要。大灣區作為國家創新高地,需要探索科技自立自強的新範式。為此,在新發展理念下,搭上“全球工業化末班車”,擠上“數字經濟的頭班車”的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探索以共用創新的科創新範式,走一條“先強帶後強”新路徑,引領國家科技創新的新征程。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具備“硬體+軟體”融合優勢,可以以科研能力共建、科創要素共用、科創生態共創、市場應用共促為關鍵路徑,通過攜手企業、攜手行業,讓技術更加普惠,讓創新更加簡單,甚至讓創造更加容易,最終在科創過程中實現“龍頭企業頂天立地、中小企業鋪天蓋地”的灣區科創圖景,成為頂級科創灣區。在共用創新的路徑上,核心城市、龍頭企業作為創新的關鍵力量,更應扛大責,就如廣東江門“小鳥天堂”的榕樹生態一樣,龍頭企業就像榕樹主幹,涵養土壤和水分,是創新生態的根基;在此基礎上,新興產業、中小企業蓬勃發展,類似榕樹周圍萬物和諧共生。

在隨後的專家點評發言中,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原秘書長張燕生首先指出,中美博弈是國家戰略和科技力量的較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全球頂級的科創中心,便是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提出來的。當前大灣區科技發展取得重大進展,但在邁向全球頂級科創灣區的過程中,仍面臨幾大戰略性和全域性的問題需要解決,即如何進一步加強科學和基礎研究能力建設;如何依託以華為、騰訊等龍頭企業為引領來創造新的科技生態;如何發展好廣泛應用於多個行業的共性技術;如何利用各區域的資源稟賦,並結合國際灣區的先進經驗以更好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後發優勢。

他建議,建設全球頂級的科創中心,粵港澳大灣區需要與國家整體戰略保持高度一致,借全球、全國、全省之力,來建設大科學裝置和國家實驗室。具體而言,便是要將香港的應用研究和金融優勢、澳門的旅遊娛樂優勢、廣州的服務優勢、深圳的科技創新優勢,以及佛山的先進製造優勢結合起來,形成粵港澳緊密型科創中心的強大協調能力。同時,應進一步優化大灣區的科創環境,在科技進步、綠色發展、共同富裕等方面找到動態均衡點,並作長期細緻的研究和規劃。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表示,創新具有集聚性和開放性,空間集聚對大灣區創新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要將大灣區打造成全球創新高地,仍需明晰五個關係。

一是多樣性和專業化。傳統觀點認為專業化更有利於創新,但多樣性是創新的基石,產業和技術水準的多樣性對區域創新具有促進作用,深圳的發展就是技術和產品複雜和多樣化程度逐漸提高的過程。二是基礎研究和產業發展。大學與研究機構是知識創新的基礎,但僅辦好大學、研究機構並不一定能夠促進創新。當前被“卡脖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精益求精的工業化積澱。三是空間的一致性和區隔性。大灣區建設已經展現了空間效應,深圳企業在灣區內的供應商較多,對技術創新、人才集聚具有促進作用。合理分工、功能互補的城市佈局,將是推動灣區共用的重要因素。四是大企業和小企業。如何把小企業的創新和大企業的突破連起來,推動龍頭企業承擔起“先強帶後強”的關鍵角色作用,這是未來面臨的一個重大使命。五是大灣區和長三角。在基礎科學、產業發展週期、產業多樣性、空間一致性等方面,大灣區和長三角都還存在一定差距,轉型仍需要一定週期。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王春新提出,應充分結合港澳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的優勢和深圳等其他大灣區城市的產業化優勢,促進區域內互補短板,同時擴大共用創新的範圍。

他認為,首先,粵港澳大灣區實現共用創新需要打造國際一流的創新環境,並針對其發展所需要素開展重點建設工作。在科技跟產業的密切對接發展要素方面,可以嘗試探索科創領域的PPP模式,即政府、大學及企業的聯合投資顧問公司,並以此推動大灣區11個城市的共用創新。其次,建議共同制定區域創新共同體的發展規劃,明確共用創新的發展目標、發展重點、發展策略,並制定政策及配套措施。同時,需要加強區域合作模式研究,助力優化科創產業鏈中各部分的分工合作。最後,應該共同支援香港在北部都會區打造世界級的科創產業平臺,既滿足香港的高端就業需求,同時也能進一步加強大灣區科創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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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教授、會計與財務金融學系系主任及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劉成昆指出,在科技成果向產品的轉化過程中,資本的有效支持非常重要,大灣區共用創新離不開完善的科技金融創新體系。對此可以研究探索多層次金融市場網路,通過科技銀行、科技獨角獸公司等對成果轉化提供融資支援。同時應當充分利用大灣區兩種制度的優勢,例如在香港上市、在澳門發行債券,為大灣區科創企業提供更加有利的國際金融環境和科技配置,助力大灣區共用創新。

就澳門來說,其產業結構單一,在疫情外部因素衝擊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制約,亟需優化產業結構、提高城市韌性。他認為,澳門應當借助科技創新走廊發展機遇,進一步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連接,充分利用澳門國家級重點實驗室以及澳大、科大在橫琴的載體和科研平臺,深度融入大灣區創新生態,從而推動澳門科技創新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專職委員劉忠朴認為,“共用創新”是在自主創新、協同創新後,創新的更高層次和形態,對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全球的創科中心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和價值。

 “共用創新”強調的創新要素、資源及成果共用理念如若在大灣區得到貫徹落實,將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體系建設將具有重要意義。通過貫徹共用創新理念,企業與高校可共同參與到共用創新體系中,區域內產學研將得到更深度融合,在降低投入、研發等創新成本的同時也提高了成果產出效率。從地理層面,共用創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將打破大灣區“9+2”城市之間的邊界等創新的障礙,推進跨城市高校實驗室,科研機構研究中心與企業的創新合作。打破剛性的障礙,將儀器資源設備、實驗室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等科技資源聯動統一,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推動“共用創新”還需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引導和支持,充分發揮其在創新活動牽頭引領、創新資源配置共用等方面的領銜作用,帶動更多的中小型科創企業創新發展。

元化智慧科技首席科學家、南方科技大學電子與電氣工程系主任孟慶虎指出,新興產業發展關鍵因素是科學技術的源頭創新與成果轉化,而智慧醫療落地的痛點在於核心技術積累不足,科學技術成果轉化困難,從而為可持續發展帶來障礙。大灣區內部各城市、各區域均有自身特色。因此,通過“共用創新”,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各高校與科研機構可發揮自身科研科色,並實現優勢互補,解決核心技術不足等問題。同時,應進一步探索國內創新、香港製造、市場出海的源頭創新及轉化模式,加強內地和港澳創新合作,攜手開拓廣闊的國際市場,共同打造科創頂級灣區。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總結中提到,實現大灣區“共用創新”,除了能力建設、生態建設等方面,制度建設也尤為重要,應引起重視。這裡面涉及五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共用的開放制度。大灣區的開放,不光在於本身制度型的開放、產業鏈的開放,還在於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共用開放。二是共用的激勵制度。當前各類創新活動,如科技的研發、成果的轉化或是智慧財產權等等,都需要有激勵制度的保障。回顧過去,深圳很多創新成果均是由一系列的激勵制度安排帶來的。政府只需發揮好其在建立創新激勵制度的作用。三是共用的人才政策。人才建設對於大灣區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高層次人才共用是灣區提升人才競爭力的關鍵路徑。四是共用的金融制度。應加快構建有利於激發創新活力的金融市場,完善共用的金融制度。五是共用的產權市場。一體化建設在大灣區內部已經成為很重要的議題。科技創新市場一體化建設將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任務之一。

綜合開發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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